??????? 毛澤東的濃厚“中國特色”，使得他易于自覺或不自覺地從中國文化傳統(tǒng)和歷史經驗中去尋找思想借鑒的材料，從二十四史中和《資治通鑒》之類的歷代政治典籍中去尋求治國安邦之道。受此影響，毛澤東的治國理念集中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大同主義——共產主義的目標追求，公平正義——平均主義的倫理準則，階級斗爭——斗私批修的政治手段。
一是大同主義——共產主義的目標追求。
毛澤東指出：“中國現(xiàn)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fā)展而來的，中國現(xiàn)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fā)展而來的。”[30]由于新中國從舊中國所繼承下來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古老的傳統(tǒng)的東西，所以，像“天下為公”的大同主義這種“古已有之”并隨歷史的發(fā)展日益凝固的東西， 被帶到新社會中來是必然的。而且這種穩(wěn)固的經濟文化心態(tài) ,也不可能隨著急劇的社會變革，在頃刻之間發(fā)生根本變化，絕不會在一朝一夕消失殆盡。中華民族內傾型的思維方式、封閉型的文化結構，使之具有極強的同化外來文化的功能，往往把西方學術思想看成中國“古已有之”的東西。當社會主義學說隨著近代“西學”思潮被卷入中國后，人們也是以中國傳統(tǒng)學說(這里主要指中國傳統(tǒng)社會理想)為主體和中心，去比附、理解和介紹它的。以致社會主義學說在形式上被許多人比附為“大同說”。
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理解和宣傳上，也常常把共產主義與大同主義混淆起來，將中國“古已有之”的“共產主義”――大同主義歷史經驗自覺或不自覺地引入現(xiàn)實生活，加以“古為今用”。特別是在以“農村道路”和“農民戰(zhàn)爭”為主要特征的中國革命過程中，強調將馬列主義“中國化、民族化、大眾化”，從而“中國化”(與大同主義相聯(lián)系)和“大眾化”(與平均主義相聯(lián)系)的結果，又助長了大同主義“古為今用”傾向，這些無疑成了后來人民公社之“共產風”的潛在思想基因。毛澤東對戰(zhàn)爭年代在農村和農民群眾中實行的“共產主義”生活是十分贊賞和留戀的。如毛澤東在1958年8月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說：中國的黨是很特別的黨，打了幾十年的仗，都是實行共產主義的。過去我們成百萬的人，在階級斗爭中，鍛煉成為群眾擁護的共產主義戰(zhàn)士，搞供給制，過共產主義生活，這是馬克思主義作風。二萬五千里長征、土地革命、解放戰(zhàn)爭，不是靠發(fā)薪水取得勝利的，而是靠政治掛帥和供給制取得勝利的?？抗┙o制22年的戰(zhàn)爭都打勝了，為什么建設社會主義就不行了呢？因此，他主張把過去在農村革命中實行的“共產主義”生活的成功經驗很好地加以應用。[31]
人民公社運動的興起，“吃飯不要錢”的“共產主義”生活的試驗，顯然是與作為小生產者的農民群眾傳統(tǒng)的農業(yè)空想社會主義的社會心理背景相適應的。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使人類進到大同境域”的社會理想和試驗，而隨著新中國現(xiàn)實條件的進一步優(yōu)化，國民對這種理想生活的渴望更加強烈。毛澤東曾說過：人民公社是群眾自發(fā)搞的，不是我們提倡的，人民公社的出現(xiàn)，這是我們在成都會議上沒有料到的。毛澤東還曾說過：“中國有一名老話：‘有飯大家吃’。這是很有道理的?！彼仓鲝垺坝酗埓蠹页?，有事大家做，有書大家讀”。 1958年12月，毛澤東曾寫批語向干部推薦《三國志？張魯傳》，對漢末農民起義搞“吃飯不要錢”的“共產”生活和平均主義思想表示贊賞。[32]他認為，“現(xiàn)在的人民公社運動，是有我國的歷史來源的”，中國歷代農民起義，都“帶有不自覺的原始社會主義色彩?！敝袊糯拇笸髁x理想和嘗試，對毛澤東的社會理想和治國理念方面有著重要影響。毛澤東不只一次地提到“大同”理想和“大同境域”，并為康有為沒有找到一條實現(xiàn)“大同”的道路而嘆惜。
以上表明，無論是傳統(tǒng)文化中的大同主義理想生活試驗的間接經驗，還是革命戰(zhàn)爭中的“戰(zhàn)時共產主義”生活實踐的直接經驗，都在毛澤東的心靈深處留下了難以消彌的印記，構成了他的現(xiàn)代共產生活嘗試的潛在思想基礎。而這種潛在的東西能否在一定的條件下表現(xiàn)為一種外在的行為，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對這種經驗的現(xiàn)實合理性的判斷。事實上，毛澤東不是認為這些經驗已經過時，而是認為它在現(xiàn)有條件下更加切實可行。1958年，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提到《大同書》時說，空想社會主義的想法，在那時沒有實現(xiàn)的條件，現(xiàn)在馬克思主義者抓住了階級斗爭，已經消滅了階級或正在消滅階級的過程中，就把空想社會主義者不能實現(xiàn)的空想實現(xiàn)了。[33]作為這種看法的證據，就是“吃飯不要錢、穿衣不要錢”的“戰(zhàn)時共產主義”的積極作用和成功經驗。因此，順著這種邏輯思維推論，在黨擁有了全國政權的現(xiàn)實條件下，這種成功經驗的進一步推廣應用，亦必當產生更加巨大的成就，推動社會的進步。這種心路可以說是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治國方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見，從“天下為公”的大同主義，經由供給制的“戰(zhàn)時共產主義”，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共產風”，“大同——共產主義”構成毛澤東治國理念的核心內涵之一。
二是公平正義——平均主義的倫理準則。
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政治道德型的，表現(xiàn)在價值觀上是以倫理原則為絕對價值尺度，圍繞“義利之辯”，力主“貴義賤利”，即孔子所說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正其義不某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中國古代哲學家們所思所議的主要不是致富求強之術，而是安邦治國之道；“殺身成仁”、“舍身取義”被褒為高尚之舉，理財求富、謀求功利被貶為不齒之事。在這種顯然是公平優(yōu)先、忽略效率的發(fā)展理念和價值觀念下，物質享受和精神追求成為對立物，發(fā)展生產力的社會需要讓位于調整生產關系的倫理需要。從而導致人們滿足于“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所謂“公平”)的消極心理狀態(tài)，形成了強固的“貧富相濟、平均分配”的公平倫理法則。用這種傳統(tǒng)的公平理念來認識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就往往被理解為“均富論”。中國近代思想家們對西方社會主義學說作過許多符合中國傳統(tǒng)思維的理解和介紹，“有的較多地受到維護統(tǒng)治秩序的均平思想的影響，把社會主義看作是反對過富過貧的學說；有的以民主思想為主，吸收并改造了勞動人民的均平思想，形成了主觀社會主義；有的以農業(yè)小生產的均平思想取代了社會主義，要求平分土地，廢除商品經濟，回到自給自足的社會中去；也有的把絕對平均主義和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結合起來，提出一些重要的主張，但同時也始終未能擺脫小生產絕對平均主義的影響。”[34]把社會主義當作平均主義來理解和宣傳的結果，使得“平均主義即是社會主義”的觀念“先入為主”，支配著人們的潛意識，并進一步延伸和擴展為認識社會主義的“理解的前結構”和評判社會主義實踐的重要標準。
斯大林說過：“平均主義的根源是個體農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財產的心理，是原始的農民`共產主義’的心理?！盵35]某種意義上說，小農意識的本質就是平均主義，在歷史上表現(xiàn)最強烈、付諸實踐最徹底的就是這種小農平均主義，在現(xiàn)實生活中影響最深刻、流傳最廣的也主要就是這種作為農民小資產者普遍心態(tài)的平均主義。歷史上農民起義的起因、口號、行動和目標，都直接與“均貧富”、謀生存密切相關?？梢哉f，每一次農民起義，都是將社會財產重新平均分配的運動。一次又一次的農民起義和一次又一次的平均財產的重復演習，使“均貧富”成為人們的一種普遍心態(tài)和習慣，并隨著歷史的發(fā)展而日益深固。
?????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以“農村道路”和“農民戰(zhàn)爭”為主要特色的，“這種以農業(yè)為主要經驗的中國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由于農民“文化水準較低”，這制約著他們對西方來的思想理論和觀念意識(包括馬列主義學說)的接受和應用程度，從而更多地保持著中華民族傳統(tǒng)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更深刻地受“民族精神”和“中華文化”的影響。這種影響和他們的認知結構，使得他們必然會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他們所熟悉的“天下為公”、“無處不均勻”的理想社會生活交融重合在一起，從而積極投身于“平分田地”、“打土豪，分田地”、“普遍的徹底的平分土地”的實踐。平均主義本來就是農民的一種潛在的意識和要求，而黨為了“喚起工農革命”，也認為“普遍的徹底的平分田地”絕對必要，能得到“群眾擁護”。于是，革命戰(zhàn)爭年代對農民平均主義要求的遷就、縱容，自然加強了農民的這種心態(tài)，從而使得“平分土地”、“平分谷子”、“平分青苗”、“平分財富”等一切“均平”觀念更加深入人心。斯諾以一個外國人的眼光，對他所看到的“蘇維埃社會”評述到：“不論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在南方的情況如何，就我在西北所看到的而論，如果稱之為農村平均主義，較之馬克思作為自己模范產兒而認為合適的任何名稱，也許更加確切一些”。[36]
毛澤東在戰(zhàn)爭年代也形成了贊同相對平均主義的思想：一方面要按勞分配，平均不能太多，否則不能調動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另一方面，完全不要一點平均主義也是不行的，這是防止“階級分化”和保證“社會公平”的需要。而且在他看來，這后一點更加重要?？梢?，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實行“共產——均平”的成功經驗，給他留下了深層的心理積淀，并不時地要浮現(xiàn)出來， 借鑒應用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以此來衡量和評價現(xiàn)實的社會經濟生活，可能引起貧富不均的分配原則，不管它在理論上多么正確，在實際上都難以被理解和接受?？梢?，從劫富濟貧的“均貧富”，經由“普遍的徹底的平分土地”，到“一平二調“的“大鍋飯”，“公平——平均主義”構成毛澤東治國理念的核心內涵之二。
三是階級斗爭——斗私批修的政治手段。
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與其說是在對各種主義、學說的深入分析、比較、研究中弄清了馬克思主義，為其精彩的理論魅力所撼動，從而自覺地接受了它；還不如說是與中國國情有著相同或相似的俄國革命的成功經驗刺激并吸引了他們，從而使他們強烈地意識到：“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耙远頌閹煛?，仿效其變革現(xiàn)實的途徑和方法，來挽救和改造中國，這就是當時中國共產黨人理解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內因，具有較濃厚的現(xiàn)實主義和實用主義色彩。
那么，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從馬列主義理論學說中吸取和接受的最主要的東西是什么呢？這就是階級斗爭學說。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始人和傳播馬列主義的先驅者李大釗稱：“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馬克思主義“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lián)絡起來”。[37]毛澤東后來也回憶說：“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shù)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斗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彼€說：讀了“三本書”后“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fā)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抑蝗×怂膫€字：‘階級斗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38]
此后，毛澤東就十分注重并習慣于以“階級分析法”，運用階級斗爭的武器，通過開展思想教育、思想改造、思想斗爭、思想整頓以凈化人們的靈魂和提高人們的覺悟，作為解決社會生活復雜問題的“法寶”?？v觀毛澤東的一生，從階級分析到農###動，從“打土豪分田地”到“工農武裝起義”，從“反蔣抗日”到“保家衛(wèi)國”，從“三反、五反”到 “反右派、反右傾”，從“四清社教”到“文化革命”，從“政治掛帥”到“路線斗爭”，從“斗私批修”到“抓革命、促生產”……始終貫穿著“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治國理念。從“抓革命、促生產”這一范式中可以看出，在經濟社會發(fā)展所依賴的公平與效率兩大要素中，毛澤東是堅持公平優(yōu)先原則，并以“政治掛帥”和 “階級斗爭”來保證其實現(xiàn)的?？梢姡瑥摹皻⒈M不平”的“農民起義”，經由“反帝反封建”的“工農革命”，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文化大革命”， “斗爭——斗私批修”構成毛澤東治國理念的核心內涵之三。
總之，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者的毛澤東，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東西方文明相互交融而又以“中國特色”為主的時代；所處的社會，是一個從古代向近代轉化而又以“歷史傳統(tǒng)”為主的社會。由此，立足中國國情，體現(xiàn)中國特色的“毛澤東思想”取得了巨大成功。作為社會主義建設者的毛澤東，仍然沿用“天下為公”的大同主義——供給制的“戰(zhàn)時(軍事)共產主義”——“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等貴賤，均貧富”——“打土豪，分田地”——“一平二調”的平均主義；“農民起義”——“階級斗爭”——“斗私批修”的歷史傳統(tǒng)和革命經驗，受到了很大挫折。后來，鄧小平因應形勢和國情的變化，在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對毛澤東的治國理念作了這樣的“修正”——從“大躍進”的“共產風”，修正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從以“一平二調”的平均主義實現(xiàn)公平優(yōu)先，修正為以各盡所能的“勤勞致富”實現(xiàn)效率優(yōu)先；從“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掛帥”，修正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的“改革開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將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治國理念作個簡單比較，一言以蔽之，毛澤東更側重于“公平優(yōu)先”――調整生產關系，鄧小平更側重于“效率優(yōu)先”發(fā)展生產力。而科學發(fā)展觀則更注重兼顧、協(xié)調公平與效率，以實現(xiàn)又好又快發(fā)展，這符合形勢變化和時代要求，體現(xiàn)了與時俱進、開拓創(chuàng)新。
